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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隐私护卫队注意到,这是全国首个提出个人享有数据权的政府文件。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有许多其他创新内容,如确定数据权的财产权属性、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收集重要数据或隐私数据应向市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备案、公共数据属于新型国有资产,其数据权归国家所有等。
自征求意见稿发布以来,不少学者专家对深圳在地方立法上勇于创新表示肯定,但也对一些争议条款提出质疑。究竟该如何看待深圳拟出台的这一数据条例?隐私护卫队请教了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高富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蒋洁和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探讨其中的焦点问题。
数据到底属于谁?可能存在权利“打架”问题
南都:征求意见稿提到,数据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数据的自主决定、控制、处理、收益、利益损害受偿的权利。想请问,如何看待数据权的这一定义?
蒋洁:数据确权对于数据要素市场、数据主体、参与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具有重大意义与较强的紧迫性。简单地给予数据权一个宽泛的定义并不是难事。问题在于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在形成、收集、流转、存储、使用和删除的整个生命周期,均与传统要素有着显著差异。
征求意见稿中多处提及“数据权”并给出了一个宽泛而模糊的界定,但没有给出“特定数据"的含义和范围。若是结合其对"数据“的定义和“个人数据权属”、”公共数据权属“和”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数据权“的表述,则会更加混乱。
例如,征求意见稿肯定了自然人的数据权,有权在同意数据收集者收集的情况下,拒绝处理者处理其个人数据及衍生数据。但同时,征求意见稿又肯定了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对其合法收集的数据享有数据权,即有权控制、处理和收益等等。两者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既反映出地方立法对于平衡多方利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强烈意愿,亦体现出方案设计目前尚不够成熟和全面。
高富平:征求意见稿中的数据权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它将数据权分配给了三个主体:自然人、国家和市场要素主体。在这三类主体中,我觉得个人主体和国家、市场要素主体是存在冲突的。同时,如果每个人都有和他相关数据的决定权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
我一直认为个人的数据权应该保护的是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基本上属于人格权范畴,而不是一个财产权。如果把个人的数据权定有财产权属性,那个人在决定数据使用的时候,他的决定权就会和国家、企业的相冲突,这里面就会有权利“打架”的问题,无法构建数据的利用秩序。
个人数据权的定性不应该和国家、企业数据权的定性相重复,而应是不同类型的权利。数据资源使用的决定权在于国家和企业,但在行使的时候要尊重个人的人格权,比如要征得个人的授权同意等,这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自由,为了维护个人的人格利益,而不是财产利益。
吴沈括:征求意见稿中数据权的含义涉及数据的人身权属性和财产权属性,前者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后者属于基本经济制度,在立法法确立的法律保留原则下,这两者都是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而不能由地方立法做出规定,也无法援用立法法中有关授权立法的制度要求,因此有关“数据权”的规定有待做出更充分的合法性论证。
同时,数据权的规定方式具有绝对权的特点,而在纷繁复杂的数据流转实际场景中,如何动态实现权利人和公共利益、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等其他利益方的权益平衡,在征求意见稿下文还缺少更多的可操作性规则的补充。
备案制度有可行之处,但重复备案或加大企业负担
南都:征求意见稿规定: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收集重要数据或隐私数据应向市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备案。此外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对收集、处理个人数据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也要向市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备案。您认为备案制度的可操作性如何?
高富平:实际上这是一个数据收集规则的备案,有一定的可行之处。
现在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是超范围采集信息。企业要收集信息的时候,向相关部门备案收集的范围和依据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控制超范围收集数据的措施。但问题在于政府没有实力去核查,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文书处理等备案工作。
这是一个要花较大成本的事情,但效果又不是特别确定。我觉得数据(收集、使用、处理等)这件事情适合事后监管,因为数据范围太广,而且比较持续,如果第一次做了备案,后续没跟上的话,那也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这个制度给企业带来的运营成本,如果效果不明显的话,这个制度是不是就没有价值?
蒋洁:就备案内容而言,主要是满足了数据收集和处理透明度的基本要求。从备案内容来看备案制度的可操作性很强。
从立法本意上讲,或许是出于隐私数据是个人数据中最重要的部分,因而,既要对隐私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进行备案,又要对收集和处理规则、收集和处理的目的、规模等进行备案。
问题在于,数据要素市场主体证明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的依据往往就是收集和处理的规则,目的、规模、安全措施等等,重复备案要求显然会加大市场主体的备案负担。另外,第五十四条的备案要求比较模糊,缺乏落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可操作性较低。
深圳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而建规立制的“抛砖”之举
南都: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立法时是否可以作出创制性的规定?
高富平:示范区的概念意味着中央允许地方的创新,尤其是立法上的创新和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蒋洁: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数据权可能与该地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具备较高的数据开发利用能力与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需求有一定关系,或许既是当前精准开展地方性法规制定工作的一种尝试,亦是经济特区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而建规立制的“抛砖”之举。
虽然在立法能力、效力乃至具体规定本身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也从侧面表明了社会各界对于清晰明确且系统化地权衡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强烈渴望。
不过,在我国已经颁布了《网络安全法》、《民法典》及一系列相关法规政策和国家标准,很快又将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在规则建设和术语使用等问题上,应当尽量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