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备受瞩目的《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一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全文不到万字，管理的却是海量数据。截至目前，浙江省级公共数据平台已归集省级公共数据800多亿条，共享调用700多亿次，开放数据集近2万个；1.2万余个政务应用，提供着方方面面服务……

在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格局不断放大做深的当下，群众、企业、基层等各方主体的数字化需求不断增长，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方兴未艾，《条例》更肩负规范拓展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跑道”的重任，公共数据的价值也有待进一步激发释放。

浙江公共数据家底有多少？已经做了哪些开发利用？还有哪些潜力值得挖掘？

公共数据是什么

杭州地铁口的《条例》普法宣传海报。拍友 王明 摄

近日，一组《条例》普法海报亮相杭州武林门地铁站公共宣传栏。海报上，“公共数据，关乎你我——依法利用，依法管理”几个大字占据重要位置。

什么是公共数据？《条例》第三条是“权威版”：公共数据，是指本省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根据本省应用需求，税务、海关、金融监督管理等国家有关部门派驻浙江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也属公共数据。

参与《条例》草案撰写的浙江（浙大）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春燕向记者提供了一个“科普版”：公共数据最重要的属性是公共性，也就是说，如果数据涉及到公共利益，从理论上说它就是公共数据，“当然，数据来自非公共部门的话，需要有一定的补偿机制以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你们可能想不到，定义什么是公共数据成了《条例》诞生路上第一难。”郑春燕回忆说，由于公共数据源自不同部门、系统，受到相关管理规范甚至上位法限制，定义过程分歧不断。

数字化改革中打通“信息孤岛”的成功经验给予大家信心。经过5个月的调研、座谈、论证和反复修改，《条例》终于“钻透了大多数岩层”，首次把公共数据的范围，从之前的仅在行政机关，扩大到党委、人大、政协等国家机关，以及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并以第二十一条“应急条款”作为“兜底”，确保关键时刻能够连通个别“数据孤岛”。据悉，在疫情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健康码”背后，就有因应急需要才被调用的数据。

数据是国家基础战略性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公布，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要素”。《条例》也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数据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

公共数据是一个跟每个人都有关的“大宝藏”。目前除了省级，浙江市、县两级的公共数据家底也非常大，仅杭州市级就已归集约1600亿条。而且，各级公共数据仍在不断增长中。

打开去年9月正式亮相的浙江省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可以看到，海量数据被分门别类存放在人口、法人、电子证照、信用信息、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等五大基础库，以及疫情防控等十大省域治理专题库。各地还建有182个市级数据仓、611个县级数据仓，便于数据源头治理和开发利用。各数据库、数据仓之间，通过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连接，并形成一个全省统一目录。记者看到，仅这个统一目录就有194.3万项数据项。

 浙江数据开放平台首页，群众和企业可以在平台上获取已开放的公共数据。

浙江省内所有公共数据存储在政务“一朵云”上。省级的“一朵云”在杭州设有一个主中心、一个同城容灾中心，在金华设了一个异地备份中心。在位于杭州城区的一个机房内，记者看到了一排排黑色机柜，一盏盏指示灯不时闪烁，一排排数据线如毛细血管，把6500万浙江人在云端设备上“连”为一个整体。

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高翔介绍，公共数据“属于谁”事关所有权，目前各国仍然在探索中。《条例》更加侧重围绕公共数据“哪里来”“怎么管”“谁来用”等问题，针对收集、共享和使用中的现实需求，明确了公共部门在参与公共数据共享、推动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中的基本原则。

海量资源怎么用

“谢谢你，没想到人在家里就能拿到药了。”2月28日，家住湖州的潘先生收到了自己常吃的药。作为一名慢性肠胃炎患者，潘先生以前经常得跑医院配药，饱受看病排队时间长、付费次数多等问题的困扰。如今，他在家里就能得到卫生院医生的在线问诊，并享受慢病送药到家的服务。

让潘先生等慢病患者不再烦恼的背后，就有公共数据的功劳。近年来，湖州市卫健部门运用省、市回流的数据，建立了“数字健康”数据仓，打通卫生健康、公民信用、社会药店等多个信息系统，推出了免排队的“医后付”、医学影像跨院共享的“影像云”，以及方便配药的“云药房”。

湖州市大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处长陈玮萍形容，数据跑得有多畅，群众获得感就会有多高。

数字化改革一年多来，类似故事在浙江多地上演。多名专家指出，浙江数字化改革积累的诸多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沉淀的公共数据“动起来”，实现共享和开放。

截至2月底，浙江的公共数据共享比例已达90%，开放比例为20%。今年1月，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联合发布“2021年度中国开放数林指数”，浙江位列省域综合排名第一。“中国开放数林指数”是专注于评估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专业指数。

浙江省数据开放融合关键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挖掘公共数据“宝藏”潜能的重要平台。数字浙江公司供图

“简单来说，共享，发生在公共部门内部之间；开放，指的是面向群众、企业等第三方。”郑春燕解释，只有能够流动的数据，才是大数据，才有开发价值，共享和开放构成公共数据“怎么用”的两大基础。《条例》各用专门章节进行规范和要求。

在总体遵循“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原则下，浙江省公共数据具体细分为无条件共享、受限共享和不共享三类。《条例》首次明确，申请使用无条件共享数据的，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共享。

杭州市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最近一直在组织学习《条例》。他介绍，目前我省的共享数据治理时间已经从2020年底的平均3.50天，下降至2.28天，“两个工作日是一个‘跳一跳’就能够得到的目标。”在他看来，这一规定对基层影响尤大。以前基层申请数据共享，需层层申报，时间短则一周、长则一月，“如今，有了这项规定，基层的创新活力会得到更大的激发。”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提出要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包括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等机制。观察人士表示，“开放”在“共享”前，或是因其涉及的范畴更大更复杂，直面市场经济。据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将突破1749亿元。

今后在浙江，省、市两级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将会同相关机构制定年度公共数据开放重点清单，优先开放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公共数据。

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已“跃跃欲试”。

“《条例》首次明确，相关单位把公共数据加工成数据产品和服务后，可以获取合理的收益，这给应用开发等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参加过多个场景应用开发的杭州城市大脑有限公司总经理申永生说。

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统一的平台和渠道。5年前，浙江开始探索建设公共数据统一开放平台，面向社会公众集中、免费开放；3月1日，它首次被明确法律地位，开启新征程。有企业负责人希望平台可以针对数据开放共享的需求，开发更多不同颗粒度的产品，“让各类主体尽量都能满足”。

巨大潜力如何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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